曾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赤道几内亚、智利等国驻我国大使的翻译；曾任我国驻瓜亚基尔、巴塞罗那馆领事，我国驻厄瓜多尔、乌拉圭大使馆研讨室主任，我国驻秘鲁大使馆任政务参赞，外交部拉美司参赞，我国驻巴拿马商务代表处代表。

  1954年7月，周恩来总理拜访波兰，在华沙机场与波兰一致工人党贝鲁特（前排右4）、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（前排右3）攀谈。周恩来总理右手边是翻译高佩玉。图源：《我国和波兰的故事》

  1954年，周总理参与日内瓦会议后，率我国党政代表团对波兰进行正式拜访。为表明对波兰的尊重，在一些公共场所，周总理要求把说话翻译成波兰语。刚学习波兰语才一年的高佩玉（下一任我国驻波兰使馆参赞）被指定为翻译。

  有一次宾主在攀谈中提到“变压器”这个词，高佩玉不知道用波兰语怎样说。周总理看出问题，就用英文的“transformer”提示，波方很快了解。因为周总理的鼓舞和协助，高佩玉的波语翻译才能发挥得很好，两边沟通顺利进行。

  1963年，主席拜访越南河内，与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亲热攀谈。梁枫为翻译。图源：《新我国老外交官印象集》

  20世纪50年代末，梁枫（下一任我国驻塞内加尔、老挝、越南大使）给周总理当翻译。周总理讲到“唯物辩证法”。梁枫没有译过这个词，卡了壳。周总理见状，就用浅显的言语解说说“唯物辩证法便是用马列主义观念剖析事物”，而且直接用法文向越南客人说出这个词，客人立刻听理解了。

  客人走后，周总理对梁枫说：“当翻译不要那么严重，要沉住气，要吃苦学习，多把握一些常识，多把握一些词汇，今后才会有前进嘛！”周总理的话给了梁枫很大鼓舞。

  关于日本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关于非日语的翻译来说，是个难题。日本人的姓名用的是汉字，如田中角荣、大平允芳，但与中文发音、写法和读法彻底不同，只能死记硬背。不少英语、俄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德语的“高翻”（业界对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的人的敬称）都碰见过这个难题。梁枫也不破例。

  有一次，周总理讲到“太平洋战争”和“山本五十六”。梁枫怎样也译不出“山本五十六”这个人名，卡了壳，经周总理提示，才得以处理。

  1971年，周总理会晤朝鲜外宾时谈及日本问题，谈话中呈现“佐藤” “名古屋”等人名和地名。时任翻译的张庭延（下一任我国驻韩国首任大使）不知道怎样把中文里的日文名词翻成朝鲜文，卡了壳。周总理见状，立刻用日文告知朝鲜客人，给张庭延解了围。

  1963年5月16日，周恩来总理接见巴基斯坦工商联主席阿哈德。（右二为过家鼎）图源：《新我国老外交官印象集》

  1962年，过家鼎（下一任我国驻马耳他、葡萄牙大使）给周总理当翻译。当周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“居士”时，他不知道居士一词的英文怎样说，卡了壳。

  周总理专门解说了“居士”的含义，指和尚以外的在家修行而不落发的释教信徒。周总理吩咐过家鼎回去后要好好研讨一下怎样翻译“居士”一词。

  1963年，周总理接见拉美新闻工作者代表团，汤铭新（下一任我国驻乌拉圭、玻利维亚大使）任翻译。周总理介绍我国对日本与苏联关于北方四岛疆域不合的态度，逐一说出北方四岛的姓名。汤铭新在译出择捉（Etorhu）、国后（Kunasiri）、色丹（Sikotan）三个岛名今后，怎样也想不起第四个齿舞诸岛的姓名，卡了壳，只好告知周总理。

  周总理严厉地说：“四个岛名要悉数译出来，一个也不能少。你先把三个岛翻译出来，齿舞诸岛的姓名查清楚后告知客人。先把这段话翻译给外宾听。”

  回到单位后，汤铭新查到齿舞诸岛的译名为 Habomai-Shotoo，立刻告知了外宾。外宾非常感动，称誉我国人就事认线月，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马列与外宾攀谈。

  20世纪60年代，马列（历任周总理的外事秘书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、我国驻匈牙利大使）给周总理当翻译。周总理在说话中提到“无神论者”这个词。马列一时想不起这个词怎样翻译，卡了壳，只好告知周总理，期望周总理像平常相同用英文提示一下。